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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地震预报“成功”是一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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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26

 

 

1975年的辽宁海城地震,素有“世界上第一个被成功预报的大地震”之称,至今仍被“地震可预报论”的支持者们津津乐道。但细察该地震的详细预报过程,不难发现:虽然震前确有大范围的临震预警,并因此减少了很多伤亡,但这些临震预警牵涉到太多偶然因素,尤其依赖大量强烈前震的存在,其经验几乎完全不可复制。

长期预报和中期预报虽然准确,但范围大时间长,对避震减灾无实际指导意义

中国70年代建立的地震预报系统,其具体运作,一般分为长期预报(几年)、中期预报(1-2年)、短期预报(几个月内)和临震预报(几小时-数天)四个阶段。其中,只有短期预报与临震预报,对指导民众及时躲避地震有实际意义。一般谈论地震预报,都是指“短临预报”。

关于海城地震的长期预报,至少可以追溯到1970年。该年,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国召开了首次全国地震预报工作会议,辽宁省革委会也成立了地震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在一份秘密报告中说道:“渤海湾强震区的震中近期有北移的趋势。位于渤海湾之滨的金县和营口,可能受到这个强震区的影响而遭受破坏”。营口,正是海城地震所在的核心区域。但报告没有就地震发生时间做任何预测。

海城地震的中期预报,则可以追溯到1974年。该年6月,国家地震局在北京召开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辽宁方面的地震工作人员也参与了此次会议。会后,国务院发布1974年69号文件,向相关各省转发了会议形成的中科院报告。报告中提到:“(会上)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地区,今明年内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内蒙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所谓“渤海北部”,就包括辽宁海城在内。事实上,该报告预测的六个地区,只有“渤海北部”在之后的两年内发生了破坏性地震。做出该中期预报的同时,69号文件也承认:“由于目前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因此,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 …[详细]

1974年12月到1975年1月,省革委会多次发布具备可操作性的短期预报,但都被证明是误报

为响应国务院69号文件,辽宁省革委会于1974年7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地震问题。会议主旨是大规模地开展地震教育工作和培训前兆异常检测群众队伍,不涉及对地震形势的预报。直到11月,国家地震局在辽宁开原召开会议对东北地震趋势做具体评估,才简单罗列了东北地区6个“近期”可能发生地震的地区,其中的两个——大连市和营口市,位于辽宁境内。对这6个地区的预报,后来只有营口应验。辽宁方面会后提供的报告,则列举了辽宁境内7处“地震危险性比较大的地区”,并认为金县和营口-熊岳地区以及大连西南200公里以内海域“近期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2月22日,ML5.2级的辽阳-本溪地震的发生,让辽宁省革委会的神经突然高度紧张起来。虽然国家地震局最终的考察结果认为该地震系当地水库注水所引发,但该结论直到1975年1月初才传达给辽宁省革委会。故而,在整个12月下旬,神经紧绷的辽宁省革委会一直在竭力催迫省地震办拿出具体的短期预报方案。23日,革委会发布了三个来自省地震办的短期预报:(1)丹东一带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但“日期尚难判定”;(2)、盘锦-营口-熊岳地区12月25日到1月10日期间可能发生4-5级地震;(3)、大连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但“日期尚难判定”。但事后证明,这三个短期预报,都是误报

29日,省革委会又发布省地震办提供的短期预报,(1)认为辽阳-本溪地区仍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2)重申了23日对盘锦-营口和大连地区的短期预报,但没有再给出时间范围;3、不再提及丹东地区。31日,省地震办将29日的短期预报进一步具体化,认为辽阳-本溪地区可能发生5级地震的大致时间范围是在1975年1月5日以前。事后证明,这次短期预报也是误报

这些误报引发的混乱,直到1975年1月10日前后才结束。结束的原因有二,一是省革委会获悉了国家地震局对辽阳-本溪地震的考察结论;二是该区域的地震异常活动已经减弱。1月12日,省革委会再次发布预报,认为辽东半岛可能发生大于5级的地震,但“具体时间尚难判断”,该预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过于模糊,对避震减灾显然没有实际指导意义。…[详细]

官方事后宣传的准确的“短期预报”,在地震发生之前并不为官方所接受

后来被官方着力宣传的关于海城地震的准确“短期预报”,是辽宁省地震办的地震学者顾浩鼎1975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提出来的。顾氏在会议上提出:“(1)较大地震可能发生的时间不会拖得很久,在今年上半年或一、二月份内;(2)、地震在辽东半岛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也可能大一些,既包括整个辽东半岛及沿海海域;(3)预料的地震震级在6级左右。”

顾氏的预报能否指导具体的避震减灾工作?就上述引文来看,其指导能力恐怕是很弱的,时间跨度过长,地域也过大。更何况,当时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并没有完全认可顾氏的这一预报,大会总结报告对顾氏的结论做了修正,仅认为“辽东半岛的金县、营口一带以及丹东,今年可能有5-6级地震”,预报的时间范围被延长至1年。稍后,辽宁省地震办也选择接受“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的结论,而没有坚持顾氏的“短期预报”。换句话说,官方事实上从来没有发布过准确的“短期预报”,只有个别学者提出了比较准确的“短期预测”——自中国开始搞“地震预测”以来,每一次大地震,事后检验,都总能发现一些“准确预测”;但这些“准确预测”在事前都难以证明其正确性。…[详细]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营口、海城一带发生7.3级强烈地震,救援人员正从海城废墟中抢救受害者

因为海城地震有大量具备破坏性的前震,所以省革委会才能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真正成就海城地震“世界上第一个被成功预报的大地震”名声的,是其频繁的破坏性前震。自获悉辽阳-本溪地震系水库引发后,辽宁省革委会对地震的关注度已大幅下降,以至于2月1日、2日,距离未来的震中只有不到20公里的石硼峪地震台曾监测到几个很小的地震,但却没有引起任何的注意。直到2月3日傍晚,该地区小震活动骤然增多,才引起省地震办的高度警觉——自傍晚至午夜,石硼峪地震台的值班记录里记下了33个小震;到2月4日清晨8时,已监测到200多个地震,其中最大者达到ML5.1级;2月4日下午两点省地震办提交给省革委会的《地震情报》第17期,提到了诸如山墙和烟囱倒塌的信息,可见当时前震之烈。

如此多而剧烈的前震,以及前震区域的集中,让辽宁省革委会的官员迅速紧张了起来。他们的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省地震办的学者——地震办的朱凤鸣在2月4日8时面见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华文,并报告了其“很可能后面有较大的地震”的判断。虽然朱凤鸣“心里想的是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尺度”,并建议华文先派人去营口-海城一带了解一下情况再安排应急措施,但华文心情急迫,担心“怕来不及”,要求立即开会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正是华文这一决断,使海城地震在省政府层面的预警信息得以在上午10:30及时发布。

前震之外,海城地震爆发前的一些与当时的地震宣传材料相吻合的特殊表现,也强化了部分基层地震工作者对大地震一定会发生的判断。譬如在大地震爆发前的2月4日下午前震活动曾一度归于平静,但恰恰是这个平静,使许多基层地震工作者坚信大震将至,因为根据1966年邢台地震的前震情况,曾总结出一条“经验”——“小震活跃-短暂平静-大震”,该经验在当年的宣传材料中广为引用,营口县地震办的曹显清,就因此直观地将2月4日下午地震活动的减弱,解释为破裂前能量的最终积累。曹显清还根据当时宣传材料里引用的《银川小志》里的一句“秋多雨水,冬时未有不震者”,断定1974年秋天多雨,所以按节气,这次大震必定在1975年2月4日晚8点冬天结束前到来。有太多的地震案例可以驳倒这些“经验”,但在海城,恰恰因为震前的某些表现吻合了这些“经验”,而使得如营口县这样的地方,早在省革委会发布预警之前,就展开了发布临震预报、疏散民众的工作。…[详细]

前震使部分民众在省政府发布警报前就住到了外面

事实上,因为前震的缘故,许多地方没有等到2月4日上午10点半省里的预警,早在2月3日晚上就住到了房子外面。华国锋事后曾提到,营口县有些农民告诉他,他们地震前夜就住在外面了;海城县丁家沟大队2月3日就动员群众住进了离房10米远的防震棚内。频繁的前震,正是海城地震免于伤亡惨重的主因。而所谓的“地震预报”,即便因为剧烈的前震活动将未来大震的具体位置彻底透露,无论是省委,还是省地震办,也仍未能解决具体的发震时间的问题,所有的预警(除了营口那种极个别的情况),都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发震时间。简而言之,是前震导致了海城地震前的预警和疏散的决定,而不是所谓的“地震预测”,在频繁的前震出现之前,省革委会和省地震办一次成功的“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也没有发布过。

值得深思的是,部分基层干部、民众对地震作出反应远早于省政府的警报,这一事实甚至反应到了中央高层的政治斗争当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在考察灾区时只表扬了石硼峪地震台的预报工作和营口县的疏散工作迅速有效,对毛远新执掌的辽宁省委只字不提;而受“四人帮”掌控的其他官方报道,则只赞扬辽宁省委的领导,而对石硼峪地震台和营口县只字不提。这样的状况,与救灾相始终,一直持续了数月。…[详细]

部分地区“临震预报”没有及时传达,但当时特殊的房屋结构使大多数人幸免于难

海城、营口是此次地震最核心的区域。营口民众的避震减灾工作在省革委会发布“临震预报”之前就已展开;相反,海城县却没有能够及时对民众进行疏散。该县在2月4日晚6点才召开防备大震会议,刚开完会大震就到来了,县政府组织的疏散工作几乎为零,因此曾受到华国锋的直接批评——海城的不作为,或许与地震学者们的“预测”有直接关系,在2月4日下午海城县招待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省地震办的李福祥只是说“近几天内”可能会发生大震。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城没有进行任何疏散。事实上,许多疏散群众的决策,是更基层的部门作出的,如“海城县英落公社,位于极震区,震前把群众疏散在室外,公社28027间房屋倒塌了95%,但35786口人中,蒙难者仅44人,很大程度减轻了伤亡;海城县牌楼公社丁家沟生产大队,位于极震区,2月3日发动群众住进离房10米的防震棚,全队700间民房倒塌550间,878口人无一伤亡。”

没有省革委会的“临震预报”,营口已提前疏散;有了省革委会的“临震预报”,海城的疏散仍然严重滞后,此种对比,不难看出,所谓“成功预报”对海城地震避震减灾的实际效果其实很有限——除了频繁的前震之外,使震区百姓免遭涂炭的主要原因,还应该包括当地特殊的房屋结构。震中一带城乡多数居民当时所住的房子,都是木砖(石)混用,用木头构建房屋的立体架构,砖(石)墙砌在木柱之间,没有承重功能,地震发生时往往只倒砖(石)墙,不倒木架构。正如海城县岔沟镇龙川村村民韩玉仁所回忆的那样,“村子的房屋都是木头柱子,石头墙,砖很少。石头都掉了,但很多房屋没有倒,……睡在土坯房屋内,其实只要跳下炕头就没事”。因此,当海城镇的居民2月4日晚选择待在家中时,面对8级的地震烈度,他们中的大部分仍能够幸免于难。

综而言之,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报”几乎全赖频繁剧烈的前震;其伤亡很少的主因,也主要有赖于前震和特殊的房屋结构,省革委会“及时预警”的作用,不应估计过大。…[详细]

海城震后残留的房屋,可以清晰地看到砖墙虽倒,但木架构仍然屹立。这种建筑设计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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